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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 第22夜 老闺蜜的秘密一夜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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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们拼命划桨,奋力与波浪抗争,最终却被冲回到我们的往昔。

    ——菲茨杰拉德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

    一个月前,我去过一趟精神病院。我没病。当然。

    那天下午,天色昏暗,层层乌黑的瓦楞云朵,怕是要塌了。车子开出地库,妈妈催我快点开车。她坐在副驾驶座,低头发着微信。经过中山公园门口,停车捎上一个阿姨。我认识她,从小就认识,一直管她叫青青阿姨。她烫着短发,体形微胖,短袖的花色衬衫,并无过多装饰,与多数跳广场舞的大妈无二。她第一次坐我的车,先是称赞这车的后排好生宽敞,后来又酸酸地嫌自家女婿没用,女儿结婚五年至今连辆车都没买。我妈前几年退休了,青青阿姨退得更早。对于她俩的聊天内容,我的耳朵自动屏蔽。

    开上青浦境内的高速,闷雷接二连三,却无半滴雨点。车载电台放着柴可夫斯基的《第六交响曲》,我妈和青青阿姨沉默下来,不知在听音乐,还是在看天色。车转入一条小路,两边是江南乡村景象,道路破烂而泥泞,我小心放慢车速,以免伤了底盘。

    车子停在一座灰暗的建筑门口。还有辆黑色奥迪等在旷野上,车门打开,是小东阿姨。灰突突的天空下,她穿一件浅色风衣,白皙的面孔略施粉黛,脸颊绯红,冷艳高贵。小时候,我觉得她像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里的赤名莉香。后来,看了中年铃木保奈美的照片,更觉贴合小东阿姨的气质。现在,就数她保养得最好,拎着Burberry的包包,很有贵妇的样子。

    她微笑着向我们招手,说我几年不见,居然留满了胡子,又夸我是听话的孩子,愿意给妈妈做司机。

    有歌曲唱过,“风吹雨成花,时间追不上白马”。青青阿姨、小东阿姨,还有我妈,她们三个做闺蜜已超过五十年了。

    我妈让我早点回家,晚上她坐小东阿姨的车回去,那是辆机关单位公车,有专职司机。

    但我说也想进去,实际好奇她们到底是来看谁的。在精神病院的门口,三个人一声不响。还是小东阿姨出声道“:没关系,就让骏骏陪我们进去吧,这种地方,还真需要小伙子陪同呢。”随后,她让司机开车回去了,准备回程搭我的车。在我有限的童年记忆里,小东阿姨是个大气的女子,常给我带各种珍贵的礼物。青青阿姨嘛,就喜欢带着我跟她女儿一起玩,至于礼物,就很少拿得出手了。

    精神病院门外是片荒野,唯有小餐馆一间,不时传出麻将声。我们跟门卫做好登记,便步入医院大楼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精神病院。没见到强壮的护工,没有凄惨的尖叫,没有墙上的血手印。有些人穿着病号服,在楼道间自由活动,行为神情均与常人无异,更无想象中的汉尼拔博士。

    小护士面无表情,把我们引到一间会客室。在这里我才闻到一股药水味,很多人记忆中恐惧的气味。

    狭长的窗玻璃上,密集的雨点不断落下,光线透过铁栏杆,洒在一个女人脸上。我不太认识。

    她的年龄想必跟我妈她们差不多,但在这种鬼地方自然更显得老些。她留着长发,夹杂许多白丝,却打理得干干净净。又干又瘦的脸上有许多灰斑,没有化妆,白得吓人。眼窝深深的,反衬出幽幽的眼神。

    依稀觉得,她年轻的时候,或许很迷人。从她穿的衣服上的编号,可以看出她是个精神病人,并且是那种比较严重的,必须要限制人身自由。她应该认得我妈她们三个,点了点头。我妈并不害怕,坐在她的面前,从包里抽出些营养品;小东阿姨拿出个袋子,里面装着许多衣服,包括女士内衣;只有青青阿姨两手空空,只是笑着问她:“哎呀,我们又来看你啦,身体怎么样啊?这里伙食还好吧?听说你的病好多了啊!真是啊,我们想你的哦!”

    虽然那么一长溜话,银铃般串着,用上海话说来,却分外悦耳动听。但在我看来,像在哄小孩子。她——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,不知道她的名字,只有胸口上的编号:01977。

    不过,我也得叫她阿姨吧,什么阿姨?精神病阿姨吗?她不声不响,目光虚焦着,不晓得在看谁,起码不在我们身上,甚至不在这间屋里。我妈又跟护士聊了几句,大体还是问她的身体状况,护士不耐烦地回答,01977一切都好!不要担心。说完,小东阿姨塞给护士一个信封,我猜里面是购物卡之类的。护士立马给了笑脸,又给病人削了个苹果。

    01977阿姨从未说过半个字,只是拿起苹果,慢慢地啃起来。

    一个苹果,她吃得异常认真。我们都默默地看着她,不敢发出丝毫的声响。这间小小的屋子,除了她的牙齿与苹果肉的摩擦声,还有雨点砸在窗玻璃上的回响,就像直接落到我们的耳膜上。安静到震耳欲聋。

    等到她吃完苹果,几乎连苹果核也被吞下去了,我妈闭上了眼睛,小东阿姨眼眶有些湿润,青青阿姨几乎要夺门而出。

    忽然,她说话了——

    天潼路799弄59号。

    没承想,她的口齿清晰,声音不响不轻,竟还像小姑娘般细腻,颇有穿透力,回荡在窗户与墙角之间。

    妈妈抓紧了我的手。我的手有些痛。

    小东阿姨拽了拽我妈衣角,又对精神病人说:“你好好休息吧,我们走了,明年这时候,再来看你!”

    对方闭上眼睛。我们四个走出精神病院。世界却黑了。电闪雷鸣,豪雨倾缸。荒野。雨点冰冷,刺痛脸颊。而我背后的建筑,如沉没中的幻觉。傍晚五点,感觉已近深夜。我把车往前开了数百米,道路一片汪洋,强行通过非常危险。小东阿姨又提醒,这一带是低洼地,出过水淹事故,有人活活淹死在驾驶室内。

    开回到精神病院门口,青青阿姨厌恶地看了一眼,说:“要死快了,等在这种鬼地方,要出人命的啊!”

    小东阿姨倒是镇定,指着医院门口的小餐馆,说“:不如进去坐坐。”餐馆简陋,七八张台子,只有一个客人,坐在墙角吃着葱油拌面,浓郁的葱油味,勾我食欲。坐下不点什么也不好,小东阿姨自作主张,点了几样炒菜,至少回家不用饿肚子。我低声问妈妈,“你们去看的那个人,是谁?”

    “你忘了吗?抗美阿姨,你小时候,她经常带儿子来我们家玩的,你跟她儿子还一起打过游戏机。”

    “嗯,我依稀记得吧,那个男生叫啥名字?”我挠了挠头。青青阿姨在旁跟了一句,“我们做小姑娘的时候,四个人是顶顶要好的,你妈妈、我、小东,还有抗美。”哦,才明白,四闺蜜。

    我妈妈是“老三届”。那代人吃过许多苦。唯独我妈比较幸运,因是独生女,未如别人那样上山下乡,插队落户,而是早早进到单位做了工人。我妈工作优异,早早入了党,特别喜欢文字,常给单位写稿,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读书。

    她们中的其余三个,命也不算太差。当年,许多人去了新疆、云南、黑龙江,小东阿姨、青青阿姨,还有抗美阿姨,因为是最早的那批,被分配去了崇明岛的农场。

    虽说与上海市区仅一江之隔,如今过大桥隧道仅个把钟头,但那时去一趟崇明岛,可比去苏州、杭州还麻烦。有时大雾天渡轮停航,就真正变成孤岛一座。不过,她们被关在农场里头,本身就跟蹲监狱没啥区别,除非有特别的事请假,否则每月才能回家一次。好在我妈在市区工作,没有兄弟姐妹,房子也算宽敞。她们就把我家当作据点,又延续了十年闺蜜之情。

    再说回抗美阿姨,在四个女人里头,她是最为命运多舛的一个。“文革”结束后不久,小东和青青都顺利离开农场回城,只有抗美孤独地留在崇明岛上。因为她家里兄弟姐妹太多,都不欢迎她回家,自觉无望,便嫁给了当地的农民。那座岛号称中国第三大,却是上海乃至江南最穷的地方,就连江北许多县都比它富庶。抗美在农场里吃了太多苦头,她那农民丈夫是个酒鬼,动不动就打老婆,就连她生完儿子坐月子期间,都不能幸免。苦熬到九十年代,抗美终于跟那农民离婚,把户口从农场迁回市区。但家里照旧容不得她,只能在外租房住,每天起早贪黑卖包子,有时还得靠三个闺蜜接济。

    她儿子读书不错,虽比我小两岁,却是出了名的高才生。抗美给儿子定下目标,必须考上一流大学,没想到后来反而酿下了大祸。十多年前,最要紧的高考关头,抗美倾尽毕生积蓄,给儿子报了辅导班,还租下考场附近的酒店客房,只为儿子能考上第一志愿北大经济系。然而,高考过后,噩耗袭来:抗美的儿子偷偷买了张去崇明岛的船票,渡轮行至长江中流,他翻越栏杆,纵身一跃,被浑黄之水吞没。打捞三天三夜,才在崇明岛边的芦苇滩上,发现了少年的尸体,已被鱼虾咬得面目全非。警方调查死因,确定是孩子高考失利,自觉无法考上心仪的大学,无脸面再见妈妈,心郁气结,方才踏上绝路。后来想想,也是做妈的逼得太紧,一心一意要让孩子考取功名,也为补偿自己这辈子的不幸。

    想来,这世上的悲欢离合,不是你妈逼的,就是我妈逼的,莫不如是。儿子死后,抗美有足足三个月不曾说话,尝试自杀过几十次……不是割腕昏迷后发现伤口结痂了,就是跳楼被六层到二层的无数晾衣杆救了性命,跑回农场喝老鼠药竟碰上山寨货,最后一次是开煤气,结果自己非但没有中毒而亡,反而搞得整层楼都被炸光,隔壁邻居三死四伤。

    于是,她被送入精神病院,至今已逾十年。说到此处,我看着她们淡然的表情,再想想精神病院里的女子,想想她那幽深的目光。窗外仍是瓢泼大雨,阵阵闷雷声滚过,不禁使人毛骨悚然。

    最后,小东阿姨做了总结性发言,“骏骏,你不知道,这一天,是我们四人初次相识的日子。其实,推算起来也不困难,就是那一年的小学入学日。每年今日,我们都会相约来这里看望抗美。”

    话音未落,一阵风吹开了窗户,我被打了一脸的雨。有个男人帮我们关紧了窗,就是一直在角落里吃葱油拌面的那个。“谢谢啊。”但他默不作声,径直坐到我们的桌子边。他看上去三十多岁,穿着笔挺的衬衫,胸口别着医生常用的钢笔,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,伸出一只骨节细长的手,伴着雨点有节奏地敲打桌面。

    “晚上好,我是这家医院的医生,你们刚才所说的抗美,是我负责主治的病人。”

    男人用极快的语速说话,就像大多数医生那样。他冰冷的目光扫视桌上的每个人,仿佛我们个个都有严重的精神疾病。大家不约而同地低头,只有我迎着他的目光。

    我懂了,晚餐,才刚刚开始。小餐馆里沉默无声许久,还是青青阿姨先开口,“医生啊,真是太巧了,请问啊,我们抗美什么时候能医好呢?”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,你要先听哪一个?”晕,这个医生很有九十年代港剧的风格,小东阿姨算是见多识广,浅浅笑道:“请先说坏消息吧,医生,我们一把年纪了,有心理承受能力的。”

    “坏消息就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。”“唉,真是可怜啊。”青青阿姨掏出面巾纸,擦了擦眼角。“好消息呢?”我妈问。“也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。”这种回答让人愤怒,青青阿姨瞪了瞪眼睛,“这算什么好消息?拜托哦,你是医生哎,怎么能说这种没良心的话?”“抱歉,但对你们来说,这就是好消息。”医生看着我妈、青青阿姨和小东阿姨,唯独跳过了我的眼睛。“你想说什么?有话就请直说。”还是小东阿姨镇得住场面。医生点点头,坐到我们中间,左边是我们母子,右边是青青阿姨和小东阿姨。灯光照在他的头顶,乌黑的头发泛出几点油光。耳边全是风雨呼啸,屋顶像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,随时可能被掀飞掉。

    他先看着我妈,还是保持礼貌地说:“除了这位阿姨以外,我想请问另外两位阿姨,你们都和抗美参加过一九七七年恢复的第一届高考吧。”

    她们三人不约而同地点头。我只知道,我妈没有参加过正式高考,至于她的三个闺蜜,我则是一无所知。毕竟,一九七七年啊,世界上还没有我呢,哪怕连个胚胎都不是。

    医生继续说下去:“小东、青青,当时,你们两个都和抗美一起在崇明岛上插队落户,因为农场经常收不到信,而农场领导强烈反对知青参加高考,担心你们万一被录取的话,会搞得大家人心涣散。所以,录取通知书极有可能被农场扣压,因此在高考报名填写地址时,你们都填了在市区的地址——而且,是同一个地址。”

    他掏出口袋里的小记事本,翻到其中写满字的一页,轻声念出“:天潼路799弄59号。”

    我记得,这是今天在精神病院,抗美说过的仅有的一句话。我还记得,这是我外公外婆家的地址,小时候我曾住过好几年。妈妈点头承认,“是,那是我家的地址。”小东阿姨接着说:“抗美家里兄弟姐妹多,他们的关系素来不和,以前邮件和包裹寄到家里,凡是写她名字的,大部分都会遗失,或者干脆被别人拿走,为此她不知跟家里吵过多少回。”

    “其实,我家里也有过这种情况,那年头很普遍的。”青青阿姨也插了一句。

    医生双手托腮看着大家,说:“完全可以理解,小东、青青,你们和抗美填写的都是天潼路799弄59号。因为,那是你们最亲密的朋友的地址,而她恰好没有参加这次高考,而她家只有她一个女儿,绝对不会出现邮件遗失的情况。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知道那么多?”妈妈虽然没说出口,眼神却是充满疑问,我也很想把医生逼到墙角问一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