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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鹏在军事法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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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鹏在军事法庭

    “军事法庭公开答辩大会”的标语牌悬挂在大厅中央,主席台正中坐着审判长,两侧分坐有审判员、陪审员、军委监督代表和书记员。主席台右侧坐着公诉人;军事检察院的三个代表。主席台左侧坐着全军审计局的领导。

    台下张大鹏坐在申诉控告席,场站、师、军等干部分坐在答辩席中。后面有监护代理、报社的编辑、中央电视台、法律出版社等记者和人民代表。

    军事审判长宣布纪律:“答辩大会不许吸烟和大声喧哗,现在由公诉人发言。”

    公诉人问:“张大鹏,你把所检举的案情向法庭简单陈述一遍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第一:在39602师部被告的授意下,把160万元隧道窑好设备,以卖废铁为手段私分红包,那是国家部队的固定资产。第二:在场站师部领导的授意下,再以70万元导弹机库款重建两个不合理的砖厂,把设备安装在沙土包上难以生产,并由存在历史经济问题的人吃喝嫖赌的管理,导致更严重的经济损失。第三:被告人以军队的电、煤、油不要钱,不向国家交税为资本,勾结社会诈骗集团,偷盗公章与部队非法订立110万元五年合同,对检举人实施欺诈、胁迫、报复和陷害。综上所述,团、师、军干部存在严重的渎职、诈骗、贪污、盗窃行为。”

    公诉人问:“你反映的问题很严重,领导也研究过了,有个问题,谁支持你?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人民支持我,法律支持我,你是检察院工作人员,什么意思?”

    公诉人说:“你反映的问题牵连到康老板,他是军政委,军委主席亲批的?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邓主席在收到材料后说: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,权利有多大,该是谁的问题谁承担。沈空检察院高国飞同志在收到检举材料回信说:把案件所牵连的团、师、军干部的职务、案件的时间、线索、证据要写清楚,也没说别牵连谁,上面盖有检察院的公章,你可以看看。”

    公诉人说:“你检举的案件重大,我们下基层就该抓人了,应该由纪委查办。”

    军纪委说:“纪委怎么能办这么大犯罪案,应该由检察院负责。”

    公诉人说:“检察院的人已经调到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,再没人能去。”

    高国飞说:“沈空检察院已经责成军部,让副师长带队成立师站联合调查组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牵连到军干部,却让师和团调查,七个成员中五个是被告人,这是把秦香莲状推给陈世美。”

    高国飞说:“关键是纪委不把调查的结果报上来,检察院也没办法。”

    刘廷山说:“空政治部无权处理你的案件,已经上报上级首长处理。王主任不是和你谈过,你把案子捅上了天,再告就是联合国了。”

    王传智说:“我们是全军审计局,张大鹏,你的材料有邓主席和洪学智批示:(七月末向总部呈报调查结果,八月末结束。)。洪学智任全军财检办组长,五月份从三总部查起,六月兵团一级,七月份查到军级,团、师问题严重的可以一竿子查到底。现在有军委五位首长和你谈话。”

    洪学智说:“张大鹏,你检举的案件经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决定;成立了军委赴空军联合检查组,组长是空军司令员王海。副组长是军委陈长寿,他与王海平级,你的材料在他手中,7月3日你必须在沈空与他见面。他穿着一身黄军装,穿兰裤子的是王海你别和他谈,这是军委的决定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,为什么要让王海担任组长,这起案件是在空军党委领导下查出来的,目的就是鼓励空军党委的积极性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7月3日我赶到了沈空,只见到了一名检查组成员,他说司令员和副组长还没到。他看我得了重伤寒发高烧,让我回部队等待通知。结果我回到航校两个月没音讯,其实检查组在军部往齐场站挂电话找我,而被告师政治部副主任、齐场站臣张站长欺骗说张大鹏又去北京了,就是因为场站离军部一千多里地,我没能见到联合检查组首长。”

    王传智说:“中央领导胡耀邦、邓主任、杨尚昆、陈云、洪学智等在京丰宾馆开会,是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总结大会,我在楼下接待告诉你,调查材料还没收到,让你去大雅堡招待所找陈长寿组长,他和空后审计局蒋令梁局长研究你的案子,并让你第二天到审计局政策研究组找我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我在大雅堡见了陈长寿,他正整理材料,并向我展示了红头文件,让我到政策研究组找你。在走廊我碰见了蒋令梁,他不承认调查过我的案子,对于3700万元重建机场问题的举报,他对我有反感。”

    王传智说:“第二天你来政策研究组,当着你的面拿出用牛皮纸包装的材料,告诉你的检举和调查材料是全军最多的,我告诉你,材料封存在审计局是永久性的证据。并向你宣布了文件的精神:张大鹏所检举的问题已经查清存在,张大鹏是爱国爱军的举报,要向全军提出表彰。恢复张大鹏的砖厂厂长职务,报销所有举报经费,包括本人的工资。……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可是你不把文件给我,导致空军政治部和被告对我打击报复。”

    王传智说:“因为当时全军财检办组织撤销,只有留守处决定分两步走,组织查处、个人回基层。军政委已被查处撤职,那是需要军委主席批的,师、团干部的处理是组织的事,你帮不了组织的忙,你是厂长,所有经济问题组织帮不了你的忙。空军查的案子必须空军下文件。当时,我还给你开一份: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局和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的证明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空政王主任说,只查出几十万的问题,而不是230万元。我向他说:把一些破烂铁盖在好设备上,在废品站过秤走单据,一角钱一斤不卸车买回来,再卖给厂家当然只有私分那几十万,我要求给调查文件。”

    王主任说:“文件不能给你,你在控告外国记者中,把我们也给告了、骂了。”

    刘廷山说:“你应该相信组织,基层组织也是组织吗?你要回部队等待文件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既然这样,我就把控告外国记者的材料和原因,向法庭说明清楚。

    爱国之举却导致二十八年冤案:

    我名张大鹏、男、69岁、原39602部队齐场站厂长,于85年为军队利益四次拒收贿赂十万元,因检举军政委仁宝康,师长辉开李,场站站长:徐才厚和政委:谷俊山:渎职、诈骗、贪污、盗窃部队二百三十万元,非法订立壹佰壹拾万元假合同等经济犯罪。经全军审计局控告立案,有邓主任、洪学智签字批示,在成立的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领导下,成立军委赴空军联合检查组实地查处。尽管军政委仁宝康被撤职,因我在控告外国记者中影射到信访工作人员,空军不给文件,导致团、师被告打击报复检举人。

    86年4月9日,在永定门上访人员接济站,有日本、加拿大、印度和美国十几名记者大量收集万人上访材料。他们口称能在联合国报刊的小豆腐块中登载材料,折辐给邓主席就能解决了。那些愚昧的上访人把外国记者当上帝,下跪求助的有之,递交唯一各部委红印文件,高唱自编“十二月上访苦”歌的不乏其人。他们身着褴褛,手拎着要饭罐,就住在楼下破烂塑料棚中,他们争先恐后乌烟瘴气、水泄不通簇拥着,那是令人心寒的七天七夜!

    更有甚者,外国记者别有用心的搞政治渗透,企图颠覆我台湾、新疆、西藏的独立,他们录音、录像、拍照,像当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反动影片。他们丑化我们的党、国家和民族,向全世界宣演什么“人权主义”,然而楼下的公安人员袖手旁观、置若罔闻,为此惨不忍睹。我是在呼喊、制止、劝告无效的情况下,于13日在农业科技学院打印百份材料,并寄给中央组织、部委、机关、学校、报社、各记者站和中央广播电台。呼吁材料列举以下三案:

    一、关于毛岸英之死导致的冤案。

    二、南开大学毛校长运动中被打死,他儿子毛华侨带着他父与叶挺将军的照片进京告状的冤案材料。

    三、某部连长汪志诚等160余人上书红旗杂志社,邓小平不能上台建议书所导致的冤案材料,落入外国记者之手后果不堪设想。

    健全的中央各级组织都跑到那里去了?中国的记者都跑到那里去了?占着茅子不拉屎、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信访工作人员都跑到那里去了?中国人的脸还要不要?中国人的民族气节都跑到那里去了?

    4月16日早六点半,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报道:外国记者未经允许到不该去的地方非法收集材料,经劝阻无效被驱逐出境。为此各大报纸均有登载,一场*平息,而因为我骂了几句就不给文件,这就是对我的打击报复。如果我不花钱打印邮寄材料,外国记者就更加嚣张,也不会被驱逐出境,那将会有更严重的后果。试问你还是不是中国人?为什么拿控告外国记者说事不给文件,这是不是与犯罪分子站在一个战壕?是不是对检举的打击报复?”

    王传智问:“总部决定分两步走,组织查处个人回基层,你回部队做了什么?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我是厂长,会计是自愿兵佟学顺和冯力学,他们不让我看账,说要想查帐就得通过法院,这是场站领导的决定。由于他们还有三万多元发票没有我的签字,无法向财务股报账。他们来到我家,先把匕首亮出来扔到床上,威胁我在单子上签字。我坚持看账后再签字,为此争执着。为了找到证据,最后是看一半账我签一半字,全看完了也就全签了。”

    公诉人问:“会计是谁任命的?他们带的匕首是哪来的?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那把匕首是我没收工人的,锁在保险金柜里。是站长徐才厚和政委谷俊山任命的,是在我检举后,两次任命佟学顺为会计,冯力学为出纳。

    由于告外国记者让我回来等文件,分两步走让我回基层清理账。回到航校我只有找被告,场站政治处主任王兴家做假材料,说我与场站有合同,如果不承认就不处理任何问题,更别说查看账了。”

    谷俊山政委说:“都到现在了哪还有账?账已经烧了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问:“账是谁烧的?你应当承担烧账的责任。”

    徐才厚站长说:“账没烧,但你没权查帐,你是个人无权查帐,我和政委查就行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问:“我检举的贪污、盗窃、诈骗问题是怎么处理的?”

    站长说:“都退脏了,纪委都处理完了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问:“怎么处理的?赃款、赃物都退给谁了?”

    王兴家说:“我们只有向上面呈报的权利,没有向你回报的义务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有些是工厂、商店、个人的,做为厂长我有权知道赃款的下落。”

    政委说:“你一二三状告团、师、军干部,那属于诬告,你说我们贪污230万元,你有什么根据?这就是诬告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诬告?军政委为什么撤职?渎职造成二百三十万元损失,存在贪污、盗窃和诈骗,其中你是被告,你是怎么看到我控告材料的?”

    站长说:“我们没看到材料,是上级来人询问才知道的。”

    王兴家说:“老张,咱们俩是同学,上面所需要的材料全是我整理的,我们都穿着军装是法人代表。说你是厂长充其量是个老百姓、自然人,不是公诉人,你告法人,就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,也绝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请求审判长,公民有没有检举、申诉、控告的权利?”

    审判长答: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,公民有对任何国家工作人员检举、申诉、控告和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权利。”

    记者问:“刚才王主任说,自然人控告法人,就是与解放军为敌,对吗?”

    公诉人说:“徐才厚和谷俊山是部队的站长和政委,他们的职务是法人,他们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军队,因为检举他们说成是与军队为敌是错误的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检举揭发是我的权利和义务,如果我不这样做,那就会和他们同流合污,就会走入犯罪的道路,中间的道路是找不到的。我也有妻儿老小,就是因为我办的是知青转点返城,他们答应给我全家落户口来部队,是场站站长臣张和政委昌化刘答应收了我的档案,让司令部朱参谋长给我安排了股营级干部的房子,当着所有场站干部宣布张大鹏不仅是军工,担任新砖厂厂长。然而在部队的渎职干部和诈骗分子的包围之中,他们企图利用我的技术和权利,达到他们犯罪的目的,四次向我贿赂十万元怎么办?我是被*走入检举、揭发、控告的道路。从中央军委到基层四次调查组,存在以下三个问题:第一:为什么场站王兴家和空军后勤部审计局蒋令梁一个腔调说法?...。”

    蒋令梁说:“你与齐齐哈尔场站有经济合同,如果你不承认那一切都免谈。”

    试问,什么时间?什么地点?又有什么人参加与我订立了合同?

    第二:我是厂长,场站站长和政委为什么指派军队的志愿兵佟学礼当会计冯学当出纳,不让我看账,还派司令部参谋刘大成担任厂长,不让厂长查看账是什么问题?工厂加工件和工人工资怎么解决?

    第三:四次调查组都有结论材料和文件,为什么因为我控告外国记者,不给材料和文件?控告外国记者犯了什么罪?

    记者问:“张大鹏,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检举?什么时候向顾问委员会控告的?”

    大鹏说:“自1985年2月向场站党委检举,1985年12月向顾问委控告的。”

    记者问:“你控告外国记者的材料是什么时侯邮的?”

    张大鹏说:“86年4月13日邮的,广播电台是4月16日早新闻联播报道的。”

    审判长说:“张大鹏,你把所检举控告的案件和详细经过陈述一遍。”

    张大鹏带着对法律尊严的崇敬,详细的陈述了知青转点返城后的经过。

    28年后,毛华侨将军在军官的簇拥下走进大厅,坐在前排的空位席上倾听着。曾经采访过大鹏的中央电视台、法律出版社、大众日报、正义网和山东省记者们也在瞩目中录音和拍着。

    最后由审判长宣布:“今天的答辩会到处暂时结束,择日开庭判决,散会。”

    记者问:“这就是你在部队的案情吗?或者是你担任厂长因检举控告被打击报复?”

    大鹏说:“是的,也是我成为真假军工的来源。案件发生28年后的今天,能够在军事法庭上申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,也许是我在给立案单位写信或网上实名控告的结果。”

    请看下部:《大浪淘沙反*》,是写给总后勤部刘源政委的申诉信;和网上向中纪委实名的控告。